论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_综合论文十篇

论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_综合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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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_综合论文 第一篇

班级是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的基层组织。班集体不是一群人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有正确的共同目标、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严密的组织，能产生巨大教育作用的教育主体。培养良好的班集体，是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一般说来，班集体是在以班主任为主的教师集体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下，通过各种活动，经过各个阶段逐步形成的。

一．班集体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1．组建班集体框架阶段

开学伊始，几十个来源不同情况各异的同学走在一起，一个新的班级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时候，班级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没有组织结构，没有约束机制，也没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同学之间相互陌生，尚未建立稳固的情感纽带。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松散的群体改建成一个具有一定归属感和凝聚力的班集体，就成为班主任的首要任务。

在这个阶段，由于班级的管理机构没有建立，班级活动和管理时时处处依赖班主任的决策指挥，班主任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班级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班主任工作最细致最繁忙的时期之一。此时，班主任要根据学校及有关部门的要求，结合本班实际，提出明确具体可行的班级管理要求和目标，增强班级的约束力。同时班主任也要特别注意自身的言行，把自己的管理素质和品德修养全面展示给全体学生，供学生效仿。否则，如果班主任在这一阶段给学生留下不良印象，则很难补救。

此外，班主任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初步建立班级的领导集体。由于在开学初期同学们普遍有一种较高的表现欲，希望自己在未来的班级中获得较好的肯定。这时，班主任可根据学生实际开展一些多边交流活动，抓紧时间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选择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在此基础上逐步委任一部分班干部。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特别注重培养班干部的威信，以便以后从繁杂的日常管理中抽身出来。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班级管理以班主任的具体操作为主。

2．构建班集体管理体制阶段

经过前一阶段的共同学习和生活，同学之间开始熟悉，并产生了一定的人际关系；涌现了一批崭露头角的积极分子，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干部开始发挥核心作用，班集体的雏形开始形成。这时，班主任可直接指导班干部，由班干部主持一些班级活动，通过班级活动，有目的地逐步把这些班干部变为班级的骨干力量。在此基础上，班主任要抓紧时间创建班委会，发挥班级，把一批品学兼优、具有一定领导才能、热心班级事业的同学纳入班级的领导机构，根据本人实际和班级需要安排班务工作。

班干部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班级建设的成败。在确立班干部队伍后，班主任要精心指导班干部的工作，一方面放手让他们主持班务工作，培养其威信和才能；另一方面要中肯地指出他们工作中的不足，促使其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这里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班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班级行为的楷模；第二，班干部要团结同学、号召同学，准确把握班级情况，真正成为班主任班级管理的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

在这一阶段，班集体的凝聚力有了一定的增强，班级管理由班主任全面主持具体工作转变为班主任指导建议下的班干部的具体管理，在班级活动中全班有了一定的奋斗目标和较为统一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由于班集体的正确还未形成，多数同学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不强，班级的自我教育功能不充分，因此，班主任要引导班干部着手制定较为细致的班级管理行为规范，初步建立班级的约束机制和压力机制。

3．完善班集体教育功能阶段

在班级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全班同学不再是一个涣散的学生集合，而是一个有健全领导体制和约束机制的有机整体。在班级管理中，班干部具有了主持班务工作的能力， 大批积极分子团结在班干部周围，班集体基本上形成了正确的导向和集体荣誉感，少数班级建设的"落后分子"感受到班级的谴责，而逐步自觉地遵守学校和班级的纪律。此时的班集体已初步具备自我教育功能，学生不再是一个个被纪律和规则约束的个体，而是一个个具有一定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能力的班集体的一员。良好的班集体已经形成。

在这一阶段，班主任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由一个面面俱到的"保姆"，转变为一个高屋建瓴的主导，班级管理也要推陈出新。班主任要结合学校计划，指导班干部全面完成班级管理工作并不断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同时班主任要有全局观念，细心观察，特别关注被班集体忽略或班级管理压抑的学生个体，促进全体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在班级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

在良好班集体的形成过程中，大致经过由组建到比较成熟，再到最后形成的三个阶段；但三个阶段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良好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班主任不断总结提高，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教育管理方法，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论一体化xx决策模式_社会学论文 第二篇

 作者：胡象明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的特征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政党制度、体制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在我国的上述诸多因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一与多的一体化”例如经济结构是以一种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下的合作，等等。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是一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既具有的性质，同时又保证了的有效性。它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结构和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本质上是一种政党，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Ｅ·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１）］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党领导下的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共和国所实行的是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文化结构是由各种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性。其中，这种相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结构和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主义。”［（２）］占主导地位的是主义（包括中国化的主义即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但统一的思想，不等于禁锢的思想。我们主张的主义是发展的主义，允许在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３）］。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 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的还是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协商会议、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党人在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的前提，也是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的认识问题。其实把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４）］。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的多元化与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

资讯伦理守则现况：以社会层级及伦理议题分析_工科论文 第三篇

资讯伦理守则现况：以社会层级及伦理议题

黄贞芬、许孟祥 国立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林东清 国立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文探讨的主题包括当前资讯人员对专业伦理的信念，将世界五大资讯专业组织：ACM（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DPMA（The Data Processi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CIPS（The Canadi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y）、BCS（The British Computer Society）、及ICCP（The Institute for Certification of Computer Professions）的资讯人员伦理守则内容，以「社会层级」（social level）及「伦理议题」（ethical issue）为主轴，探讨五个IS组织中伦理守则在社会层面及伦理议题上的异同。伦理议题发生时，面对不同的对象，义务会不同，「社会层级」是考虑义务发生的对象，包括公众、雇主、顾客、同僚、专业组织、及专业；「伦理议题」则是针对目前社会上常见的伦理议题，包括财产权、隐私权、机密、专业品质、公平、责任、软体风险、利益冲突及未授权存取。希望从以上的主题，可以了解当前资讯界的伦理现况，以提供国内资讯专业组织或协会在制定资讯人员共通的专业伦理守则时应该注意的现象。研究结果发现：五个IS组织的伦理守则中，在社会层级方面的重视程度依序为公众、雇主、顾客、专业组织、专业、及同僚；对伦理议题的重视程度依序为专业品质、责任、利益冲突、软体风险、财产权、隐私权、公平、机密及未授权存取。另外，我们发现五个IS组织的伦理守则都有不同的著眼点，主要是因为-个组织的定位及成立宗旨有所差异。

关键字：资讯管理、资讯伦理、伦理守则、伦理议题

一、绪论

根据Frankena（1963）的定义，伦理（ethic）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系统，赋予人们在动机或行为上的是非善恶判断之基准。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已受到相当的重视，在学术界、产业界以及各大媒体中也成为焦点话题〔Lowis 1985〕。根据Lowis（1985）所言，企业伦理是一种规则、标准、规范或原则，它能提供合乎道德的正常行为准则和特殊情境性的真理。但是除了企业伦理之外，在一个企业中包含各式各样的专业人才，如会计人员、财务人员、行销人员、资讯人员等，这些专业人才有自己的同业团体及顾客对象，所以很自然地也发展了该专业领域的专业伦理，以获取大众的信任。所以对于资讯专业人员（以下简称资讯人员），如资讯科技使用者，资讯产品（包括软、硬体）开发者，系统师，以及资讯政策订定者等人来说，不仅需要有企业伦理的素养，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伦理观念，这些规范资讯人员的道德系统，称为资讯伦理（information ethic）。

由于传统上资讯人员在发展资讯产品或应用资讯科技时，都著重于技术面的优势或强调利益的最大化，使得社会资讯化的结果衍生出许多如隐私权、资讯存取权、智慧财产权、以及资讯错误责任归属等各种因利益冲突所带来的伦理议题〔Masson 1986〕。所谓的伦理议题（ethical issue）是指任何一个群体（party）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所产生的行为，对其他同时也在追求自己目标的群体之实质上的影响〔Masson 1995〕。因此，本文延伸Frankena（1963）对伦理之定义，将「资讯伦理」定义为资讯人员使用或制造资讯产品时，在面临资讯相关之“伦理议题”上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赋予资讯人员对此伦理议题在决策或行动上之是非善恶判断之基准。虽然并非资讯产品才会引起伦理议题，但由于资讯产品具有许多其他产品所没有的特色，其不当使用而产生的问题也较其它产品复杂〔Parker 1990；Collins 1994〕。随著资讯化脚步的加快，资讯产品不仅使得一些原本就存在的伦理议题慢慢地在社会中发酵、扩散，同时它也带来一些新的伦理议题。因此当资讯专业人员面临伦理议题时，该如何进行决择，常是一个伦理两难（ethical dilemma）的问题〔Anderson 1993〕。

为何资讯伦理对于资讯人员非常重要，Parker（1990）及Collins（1994）有特别的诠释。Parker（1990）认为资讯科技会对伦理议题带来新挑战，主要有下列理由：（1）网路通讯与电脑的使用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人际之间的接触会降低，并且因沟通的速度太快以致于资讯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不伦理的可能性；（2）当资讯以电子形态存在时，便比以纸张的形态来的“脆弱”（frangible），因为它容易被改便，以致于易招致未授权的存取；（3）在保护资讯的整体性、机密性及可用性上所做的努力常与资讯共享的好处之间会有所冲突；及（4）在缺乏授权与认证工具的情况下，资讯科技的应用常引起不伦理的行为。

Collins（1994）指出资讯产品在特徵上与其它产品有许多的不同，这使得它为社会所带来的问题较一般的产品复杂。Collins认为资讯软体与其他产品的不同之处在于（1）软体本身的逻辑结构复杂度较高，使得许多软体的问题在经过测试之后，仍然继续存在；（2）很难建构一个统一的软体评估标准，使得软体的检查很难有一套规则可以依循；（3）由于电脑的广泛使用与网路的普及，软体的流通性增高，使得其影响力大大增加；（4）因为软体产业的起始成本（startup cost）少，许多单位都可以生产软体，使得软体得以普及化；（5）软体的风险是分散到-一个使用者身上的，不像核能电厂或有毒废料的处理，将风险威胁集中化。

正因为应用资讯科技所生产的产品有许多独特的性质，且其应用也日广，因此其引起的伦理议题也较其它科技所带来的问题不同。例如，当越来越多的资讯产品被设计用来执行人们委托的任务或辅助人们的决策，若资料输入错误或设计不周全，将有可能带来财务的损失，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此外，原本不起眼的讯息与知识，透过资讯科技的组合、或重新包装之后，便变成了有价值、有产权的资产，无论生产、销售或使用这项资产的人，可能因而增加财富而受益。但是资讯产品的开发者，也可能轻易地遭人非法复制或转售，而引发智慧财产权的伦理议题〔Lee 1994〕。

从以上可以认知到资讯伦理议题与其它社会上的伦理议题在本质上或程度上存在著一些的差异，这突显伦理行为对资讯专业人员的重要。因此，资讯专业人员面临伦理两难时，必须比一般非资讯人员更小心谨慎，一方面是因为资讯产品有许多独特的性质，另一方面是资讯专业人员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整个专业。对于伦理行为的规范，除了法令的制定、伦理训练的加强之外〔Messick and Bazerman 1996〕，资讯人员在面临伦理议题时，常需要一些参考架构做为行动的依据，而伦理守则（ethical code）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Frankel 1989〕。

然而不仅国内电脑相关法令的制定赶不上资讯科技发展的脚步，国内资讯专业组织或协会也一直未有一个完整明确的伦理守则做为资讯从业人员面对伦理议题时的行动依据。为了了解当前资讯界的伦理现况，并提供国内资讯专业组织或协会在制定资讯人员共通的专业伦理守则时应该注意的现象，本文将世界五大资讯专业组织：ACM（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DPMA（The Data Processi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CIPS（The Canadi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y）、BCS（The British Computer Society）、及ICCP（The Institute for Certification of Computer Professions）的资讯人员伦理守则内容，以「社会层级」及「伦理议题」为主轴，探讨五个IS组织中伦理守则在社会层面及伦理议题上的异同。面对不同的社会层面、对象，资讯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会不同，「社会层级」是探讨资讯人员面对公众（society）、雇主（employer）、顾客（clients）、同僚（colleagues）、专业组织（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及专业（profession）等不同义务对象时，五个IS组织之伦理守则的适用情形。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的伦理议题，伦理规范也会不同，「伦理议题」则针对目前社会上常见的伦理议题，包括财产权（property rights）、隐私权（privacy）、机密（confidentiality）、专业品质（professional quality）、公平（fairness or discrimination）、责任（liability）、软体风险（software risks）、利益冲突（conflicts of interest）及未授权存取（unauthorized access to computer system）等九个议题，探讨五个IS组织之伦理守则的适用情形。

文章的安排如下：第二节说明伦理守则对资讯人员的重要性。第三节是资讯管理（MIS）伦理文献之整理。第四节则提出伦理守则的架构。第五节就五大资讯专业组织的伦理守则作比较。第六节就结果作综合讨论。最后则为本文结论。

二、资讯人员伦理守则的重要性

社会大众信任专业，愿意给专家一些特权，是建立在专家具有增加社会福祉的意愿和能力的前提之下，专家在执行特权时应该与社会的价值一致〔Brooks 1989〕。随著专业分工的日趋细密，一方面专业人员希望在专业领域中能有较高的自，但是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专业人员责任上的要求也愈来愈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旦专业人员及社会大众发生利益冲突时，不但专业人员不知道应该采取何种因应措施，社会大众对事后责任归属的问题可能也会感到疑惑。因此，资讯人员在面临伦理议题时，需要一些伦理守则（ethical code）做为行动的依据〔Frankel 1989〕。

发展一套专业伦理守则，对专业人员而言，可以作为面对道德模糊情况下的行为准则，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可以作为监视专业人员行为是否逾越职权及作为日后判断责任归属的标准〔Frankel 1989〕。Frankel（1989）认为伦理守则具有下列八点功能：（1）行动范本（enabling document）－由于专业伦理守则的制定一部份来自集体的经验与反应，故伦理守则能提供个人简化的道德准则及行动方案的评估架构；（2）大众评估的来源（source of public evaluation）－专业伦理守则可以做为大众对该专业的期望和评估他们专业表现的之基础；（3）专业

论党内xx与xx的相互关系_社会学论文 第四篇

作者：田芝健 姚剑文    本文结合学习“七一”讲话和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对党内和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党内与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提出要以思想为指导，发展党内，推进。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党内//关系//推进

  【 正 文】

  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要“发展党内”，并“通过发展党内，积极推动的发展”的思想，揭示了党内和的内在逻辑关系，阐发了我国建设的思路。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就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出决定，提出坚持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等“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党风建设任务。本文拟对党内与的辩证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党内与的概念及内涵

  （一）党内

  发展党内是按照来建党的必然要求，时代的发展要求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在代表利益进行执政的具体形式和领导方式上作出相应性的变化，按照建设的要求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减少实践过程中的任意性和随意性，这些都离不开发展党内。它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1.党内首先是一种制度。党内如果缺乏具体制度的安排，就难有保障。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正是党内的制度表现。它所规范的主要是广大党员以为基础的党的各级和代表会议制度，以及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原则，要求充分发扬；同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而非个人手里。对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同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没有，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所谓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就是对集中制的正确诠释，也反映出党内的特点，党内是与集中的高度统一。任何背离这一制度规范的行动，都可能脱离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使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反之，则可能出现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

  2.党内还是一种政党运行体制和运作机制。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

  (1)党内决策的科学化、化途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对此长期以来着重讲的是党的组织纪律，但它同样包含着党内的要求，个人、下级代表的面都有限，组织、上级和的代表性是毫无疑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这条原则直接保证了党内决策的科学化、化，它排斥独断专行、分散主义、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

  (2)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它要求按照集体领导、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健全党委会的决策程序。集体领导、集中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重要的方法和程序。凡属重大决策，都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不允许个人说了算。

  (3)干部任用的科学化、化制度。它要求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扩大推荐、测验和评议的范围，改进方法，提高质量。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任职试用期制等措施，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4)党内监督机制。它要求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掌好权、用好权，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要充分发挥党员的监督作用，加强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

  (5)党员权利的保障机制。它要求拓宽党内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凡属重大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各种意见。通过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上级党组织应充分听取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集思广益，不断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化。

  （二）

  属国体的内容，是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广大充分享有权利，实行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其实质是当家作主。就目的和内容而言，就是要充分发展。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形式和内容：

  1.制度的政体。制度是与专政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实践证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制度的完善程度。只有坚持和完善制度，保证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代表同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促进。

  2.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的党际。中国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代表的关系，是加强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代表各自联系着一部分的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的爱国者，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在党领导下，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协商和监督等各项职能，这既是的内容，也必将推动的发展。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族际。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国家的成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而且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巩固专政的，都十分重要，这是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方面。

  4.以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职工为基本形式的基层。扩大基层建设，保证群众直接行使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最广泛的实践，对提高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积极性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要拓宽渠道，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评议、质询听证等形式，充分发挥基层的作用。

  5.下的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型”。按照的构想，香港、澳门（对的政策更为宽松）分别作为直辖于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实行高度自治，由当地人管理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也是在特定地区的体现。

  二、党内和的相互关系

  党内和都是的基本内容，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具有基础性、法定性和广泛性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是实现高度的。它要求对广大实行充分的，使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义，充分享有各项权利。没有，执政党党内的发展程度就会受到制约。是基础，是党内得以充分实现的深厚土壤。

  （二）党内具有关键性、决定性和示范性

  中国党在我国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内的不断推进，必将带动整个国家生活的化，推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建设好党，关键在以为指导，发展党内。如果党内不发达、不健全，也会受到制约和破坏。“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明显的例证。党内是关键，是赖以健康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在政党为主导的格局中，的实现离不开党内。今天，中国党正由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引导作用，通过自身的示范，极大地推动着的发展。

  （三）党内和的范围虽然不同，但根本目标指向却是一致的

  无论就实行的主体，还是其涉及的领域，比党内的范围都要广泛的多。从二者的目的看，党内是为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为了实现当家作主，保证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缺乏的传统。中国在中国党的领导下，由新义革命转变为革命，建立了专政的国家，才开始了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的实践，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党是的倡导者、奋斗者和推动者，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是得以健康发展的保证。另一方面，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就是在中国共

村民自治:中国xx的微观社会基础_社会学论文 第五篇

作者：唐兴霖　张紧跟   摘要:该文认为,建设应该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建设与主导的社会培育的双向互动过程。80年代以来,在推动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下兴起的农村基层建设——村民自治的建设与发展将构筑起未来中国的微观社会基础。

  从改革开放20年的建设实践来看,在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理论认识上的某些偏颇,至少使建设未能取得预期的效应。为了使中国建设能顺利推进,我们必须反思既有的理念,重新考虑实现的方式、途径和步骤,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根基问题。本文认为: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推动和广大农民的参与下,中国农村的基层建设——村民自治建设和发展将构筑起的微观社会基础。

  一

  ,作为现代国家中预防和反对专制的一种普遍国家形式,最初是一个从对古希腊各种政体比较而抽象出的概念。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使用一词时,是用来描述古希腊城邦中一种既不同于君主制,也不同于贵族寡头制的政制形式:即城邦事务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方式来做出最终决定。因此,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权力不是属于某一个,或者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大多数人”。(Ｐ1)也即是说,是一种制度和国家形式,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的基础,承认全体公民自由、平等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态。”[2](Ｐ251)在的制度中,公民的意志是合法性的基础,承认在民,确保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以多数人的决定作为决策的最终依据。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已不具备实行直接制的基本条件,因此现代并非意味着社会中的多数人直接成为统治者,间接的代议制才是现实政制的必然选择。为了更深刻地从实践中理解现代,有学者将国家权力从学理上分解为所有权与行使权两部分,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属于(即学或和宪法学上的),国家权力的行使权则是指委托给其代理人的权力。[3]在实践中,国家权力所有权表现为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行使权则表现为国家权力,而“只有当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的行动确实是按照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4](Ｐ148)因此,现代的关键在于使少数人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能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得以实现。但是,历史证明:“社会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5](Ｐ334)在实际运用中,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往往是相对分散的公民权利所无法匹敌的,对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外部不作边界限制、内部不作分权与制衡的国家权力的及肆意践踏公民权利。所以,尽管不乏思想家提醒我们对国家权力太弱而公民权利太强的无主义、街头、广场及由此而产生的多数保持警惕,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为保障的落实,必须尽可能采取必要的合理方式以保持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在宪法配置及实际运行中的相互平衡,这就是和。而由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们往往会越界行使权力,国家权力的滥用是以践踏公民权利为代价的,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成? 斓墓裆缁峒俺墒斓拿裰髦魈?国家制度的化超越于主体的承受能力,就会失去赖以运作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视为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但在认知及建设上的偏差却使中国的命运蹇劣。近代中国百年运动史上,不乏对的艰难探索。19世纪中叶,早期维新派就已开始向国人译介西方式制度及思想;1898年,维新派提出了立宪的主张,但不幸中途夭折;20世纪初年,处于崩溃边缘的满清王朝发动了一场新政,但却未能阻止王朝灭亡的厄运;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也决计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的国家,但最终除了一块“中华”的空招牌外,中国并未发生多少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时期,“西方的自由思潮虽然大量输入,并逐步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中赢得了相当的信仰者,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而言,自由尚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国人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6](Ｐ47)辛亥革命后的现状,促使当时的文化精英们认识到了启蒙的重要性,于是高扬和科学,希望为此造就新一代自觉自主之国民,但很快救亡就压倒了启蒙;此后,中华民族历经内战和外敌入侵,尽管也宣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和五权宪法,但始终坚持训政和。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于1949年取得全国后,曾一度带来了建设复? 说南Ｍ?对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充满信心,甚至已触摸到了现代的脉搏,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来监督,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Ｐ148)但建国后二十余年间,原则上的仅仅停留于观念层次,全能主义完全窒息了社会自治能力,社会泛化,“没有切实建设”,客观上延滞了化进程。1978年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化进程也获得重新启动,机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变革等国家制度的化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社会自治能力仍然相当弱,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换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中国的化进程依旧充满了坎坷和曲折。

  而西方发展历程向人们所提供的有关以社会推进国家的经验似乎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许多人把美国的完全归功于1787年宪法,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大约在17世纪初,一些为逃避欧洲封建专制和宗教的移民来到了北美,“他们早在建立以照顾公众需求或执行公共职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没有的社会,签订了类似《五月花号公约》的协议以保护自己,开始了自治历程。”[8](Ｐ75-77)而且,由于新大陆没有封建专制的经历,这些移民大都受过欧洲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熏陶,对自由、、平等观念深信不疑,以致在统一国家建立之初,他们对任何一种形式的都充满戒心,认为永远是倾向专制的,因而是个人自由的大敌,必须采取行动限制权力。[9](Ｐ28)1787年宪法及以后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这种独特的文化。所以当托克维尔1831年到达美国时,他指出,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的国家,其原因不独是由于美国公民享有一些平等的条件,还在于美国公民在各个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参与的权利和机会。而且,托克维尔经过考察,认为“美国制度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体系,虽然绝对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既享有自由、又拥有……一个于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0](Ｐ460-466)所以有学者认为,西方如果没有社会自治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成功建构的,“如果说美国是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这对我来说是本末倒置;如果说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是的,宪法才保持下来,这听起来似乎不对,但实际上却正确得多。”[11]而且,此后的美国式的发展,也是以不断扩展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发现,国家制度的不完善确实是建设的障碍,而国家制度的不完善又内在地与公民权利的不完善密切相联,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是以公民权利的过于弱小为代价的;忽视公民权利的建设而一味强调国家权力建设,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达成,还有可能使原有体系承受不了巨大压力而造成进程的巨大挫折。现代的基础就是一个高度健全的组织化或制度化的公民社会。正如达尔曾经指出的,“的社会组织在一个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的体制中是如此,其功能在于使的强制最小化,保障自由、改善人的生活。”[12](Ｐ1)所以,建设应该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必须改革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体制,寻求国家行为的合理方式和限度;另一方面,必须建设公民社会,培养其合法的自治能力。对此英国学者赫尔德也指出:“在今日要繁盛发达,就必须被重新构建为一种双向现象:一方面涉及国家权力的重塑,一方面与重构市民社会有关。”[13](Ｐ396)

  当代中国的建设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抄照搬西方国家,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建设要有一个正确的操作思路与基础定位,质言之,要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寻找中国的微观基础。[14]也许,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中找到答案。

  二

  村民自治的出现,是中国农村70年代末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中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新型制度,是市场经济社会中重构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古代中国社会长期被锁定在一种中国式专制主义的制度中,要进行建设必须借助于之外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1949年以来,虽然国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但是中国的建设一直充满坎坷。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既能为社会认同且符合真义,又能获得国家支持的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而村民自治经过近20年的发展和探索,能够使化在农村先行一步,成为现阶段中国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

  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实践中又具体化为村民的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四项权利和制度。这四项权利的行使和制度的运行,构成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一)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这是指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组成人员的权利和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走向正规。(二)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_社会学论文 第六篇

作者：任丙强  －－兼批评王小东的民族主义观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崛起。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本文了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主要观点，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存在空洞性、非理性和国家本位等倾向，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处于反抗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困境中，还没有以国内公民权为本位来建构民族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若进入政策领域，其内在缺陷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存在三条道路选择，其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融合是最为可取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转折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和复杂化一方面造成知识分子本身利益的分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他们对待问题认识的多元化，导致学术和社会思潮的分化。除自由主义、新左派和各种文化主义外，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思潮不可忽视。自九十年代初，这种思潮就在暗中涌动，不断鼓荡，寻找适当地时机爆发，不但要证明自身的存在，还要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它不同于其他各种学术流派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思潮和流派，而且还是一种切切实实存在地运动，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号召力也远远超过其他的学术理论。民族主义是不可不加以重视的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拟对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做一细致探讨：一、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的重新兴起及其原因；二、民族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批评；三、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消极影响；四、中国民族主义可能的发展途径。 

一、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作为思潮和社会行动

从九十年代初，民族主义在中国开始逐渐积蓄力量，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都开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开始，民族主义的表现是与反对西方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许纪霖九十年代中国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九十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第三波则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1]]。应当说这些反西方理论或学说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民族主义真正谋求到的话语权力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它的力量到则应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一个象征性标志。《说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呼应也昭示出，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重新兴起。同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出现。在1999年末，由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与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在知识界表达的三部曲。[2]这三部著作的出版不应仅仅看作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的学术立场在知识界的产生，同时还应当将其视为普通民众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表达。

网络的逐渐普及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舞台。在一些bbs上，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言论，其中既包括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关注国家利益的理性一些的民族主义者，也包括放言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既有强调传统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有谴责目前社会不平等而试图构建毛式乃至主义者。但这些民族主义者存在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他们深深地担忧民族的利益，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忧虑感和使命感。这一点使得他们的言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任何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指责都可能被民族主义者视为对中华民族的被判，从道德上加以诟病，"帮凶卖"等是有些bbs上屡见不鲜的词汇。在那里，很容易看出话语霸权的相互争夺，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相互攻击，真正的讨论在两者之间难以形成，学术讨论往往发展为对动机的置疑和最终的人身攻击。

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与美国产生的冲突及其激烈程度，中国民众滋生出的一种反应性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在各地开始了反美的，在某些城市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紧接着，在20xx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态度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可以说中美关系在九十年代一直磕磕绊绊、矛盾重重。在与美国的冲突中，中国民众不断感到美国的敌意及其强加给中国的屈辱。这使人们自然地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弱势地位和屈辱历史联系起来，增强了民族的耻辱意识和民族痛楚。

与此同时，中国全体民众也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民族认同重新得以强化。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到20xx年加入WTO，并赢得20xx年会的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宣泄。因此，中国民众在对美国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屈辱心理和对自身成就的自豪感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合成剂。在屈辱和自豪之间的反复摩擦，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重新点燃了。现实民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影响，更加给民族主义造成了相当地声势。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重新兴起。

除了上文简单提出的中国民众在九十年代经历屈辱和自豪，两者不断龌齬摩擦而使民族主义增强外，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与在国际领域内的挫折感之间的矛盾。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显著的提高，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然而在国际事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却相对微弱的多。本来中国人都会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了，在国际事务中也该扬眉吐气，起码不会再随意受到伤害和侮辱。而在九十年代出现的"银河号"事件、驻南斯拉夫大被炸，中美撞机事件等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远非想象的那么强大和重要。民族主义者特别忍受不了的是，中国在美国的眼里简直无足轻重。在讨论中国驻南被炸时，王小东说："但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此事至少反映了美国并不那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3]这样，中国民众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而产生的对外事务方面的自信不断遭受打击，导致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和屈辱感，这种感情不自觉地开启了中国人关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痛苦记忆。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了，还遭受美国的欺侮？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答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实行全球霸权政策，遏制中国的发展，并试图中国。中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样的判断无疑强烈地冲击了国人的心理，尤其是青年人，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美情绪随之高涨。? 硗猓庵智樾魑业男┐蠛图せＶ泄笾诖揭环矫婵浯罅嗽诠噬系闹匾匚灰约肮业氖盗Γ涣硪环矫嬷泄谕饨皇挛裰械牧艽臁?nbsp;

（二）中国重建合法性的诉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世界上是以苏东剧变，苏联的失败为标志终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而在国内，事件也给中国带来强烈地震动。国内外的环境使得内焦外困，不得不面对双重的压力，合法性进一步流失。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人在价值上的迷茫和多元，九十年代则是价值的虚无和日趋的庸俗和功利，淡漠，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作为理论和实践都陷入困境，无法提供合法性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能够有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重建合法性。九十年代初，"国学热"的出现就是倡导传统文化的学者和不谋而合的一个不意外的结果。在学术领域，"国学"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来世界的重要作用。海内外的"新儒家"在也以不同方式否证"韦伯命题"，不但认为中国文化可以与现代价值共存，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东亚奇迹"证明了这一点。[4]到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儒家理论造成严重打击。在领域，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高扬爱国主义，也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合法性的资源。? 罄矗?quot;以德治国"的提出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民族主义以一种话语的态势出现在学术界。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仅从中吸取所谓的"尚武"精神。它已经试图剥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寻求外强中干的地位。它通过批评自由主义来获得自身的性，也试图成为影响国家政策的。民族主义对于现存秩序的肯定和对于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使其能够成为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可以适当地控制和运用民族主义情绪，这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事件中得到印证。当时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引发的显然是在的默许之下才可能。当然也意识到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存在潜在地危险。一旦认为达到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间的手段对抗美国，实现自身合法性的整合，就马上对民族主义采取了缓和和控制的措施。针对另外"印尼排华"事件中，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得到了遏制，没有形成。

（三）经济全球化对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影响。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紧密的经济联系必然出现愈来愈多的直接利益冲突。"而西方也已经由过去现代化初级阶段上的一个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在此种情况之下，利益的冲突，特别是贸易的摩擦，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着。当人们满

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_社会学论文 第七篇

作者：徐贲 　     一、全球化和现代性

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八十年代初和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进行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如"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注1〕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注2〕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注3〕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注4〕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注5〕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所有这些对全球化的看法都把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联系。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致密关系以吉登斯（A. Giddens）说得最为明确，"现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注6〕至于现代性的哪些方面促成或产生了全球化，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社会理论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从主义的角度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作用；另有的论者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强调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还有的论者则从韦伯（M. Weber）社会学的角度来强调理性知识和现代官僚国家的作用。对于全球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形成了"高度的"、"发达的"或"极端的"现代性〔注7〕，这一现代性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它的理性主义、官僚科层管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等等）扩展到全球关系之中。还有论者将全球化与一种"具有反思意识"的新型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一种"现代化了的现代性。"〔注8〕在复杂、重迭的全球关系中，原先现代化所提供的种种确定性受到了质疑。〔注9〕再有论者则将全球化与"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何为全球化的争论又往往与何为后现代的争论混杂在一起。例如，哈维（D. Harvey）用后现代来称呼全球资本主义；奥勃鲁（M. Albrow）则将"全球时代"视为现代化之外的时代，因为全球性已经代替了民族国家和理性这两个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结构。其他论者则将后现代描述为一个失去稳定身份或认知的生活世界，称之为"信息"、"媒介"、"超现实"或"模拟"等等。〔注10〕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它亦以"后殖民"为其表述）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的"后"首先不是表现它的话语内容（它往往混杂着主义、文化解构或者民族主义等不同的成份），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点，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说得最清楚:"我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想象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现代化'这个压倒一起的中心话题。"在刘康的解说中，全球化观念的最大意义似乎在于它能使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现代化或现代性思想? 柚玫囊辉坭滂簦?quot;近年来的中国文化讨论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就是中国尚未现代化，而西方早已现代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特殊性。换言之，（西方）现代化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这种特殊论，仍然表现出一元决定论的倾向。但历史充满着多重矛盾，是多元决定的，现代化也是如此。"〔注11〕在刘康那里，强调或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而真正认识多元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为其中之一元）只有在全球化的思想框架中才能办到。

刘康再三澄清，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这与中国一些后学理论者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是相当契合的。这一点从刘康对后者的称赞上也能看出来。刘康说，"（以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处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换言之，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注12〕刘康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那个"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是怎样的一个"引力场"。他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谁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国后学论者对全球文化的想象，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想象还真没有放弃"西方宰割"或"后殖民"的焦点。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 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西方化。〔注13〕在张颐武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割"或"后殖民"显然都还是焦点问题。

我举刘康和张颐武的"后"现代话语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为例，不是要评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现代话语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话语并不能使中国摆脱现代化问题。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国问题需要所阐述的全球化，其实也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霸权说或西方牵制说所依据的世界二分划定（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国等等）本来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在后面还要述及），甚至还不能说是"后"现代的理论。西方霸权论其实是普遍趋同论的背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或积极潮流来描述，而前者则将这种描述当作一种不见得有事实根据，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有害的来加以揭露。刘康和张颐武的例子还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后"话语中，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实未必统一。刘康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设想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张颐武? 康鞯氖侨蚧耐换庵滞换灾泄?quot;西方化"的作用，只有抵制它，"中国现代发展（才能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注14〕刘康、张颐武两人因此就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的中国策略，刘康强调的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张颐武强调的则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全球化看法不统一不是一个问题，它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问题的复杂，单纯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未必能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找到方便之道。

在西方的全球化理论中，同样有强调同质的，也有强调多元的。前面提到的普遍趋同论和西方霸权论，强调的就是全球化同质化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趋同论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和谐的社会或文化模式。相反，全球化保持甚至加强了文化的多元。〔注15〕反对趋同论者还指出，讯、新闻和市场等等总是在不断调整以适合特定地区的当地情况。即使是全球性的产品、社会运动或新闻报道，它们在世界各地得到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注16〕全球化的趋同并没有妨碍人们继续或者甚至越来越重视自己与别人的文化、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别。〔注17〕这些差别甚至还引发了亨廷顿（S. P.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因全球化而发展的跨疆域亚文化或利益群体（如阶级、性别、环保、性倾向等等）更是以多元和差别而非同一或统一为其特征。〔注18〕

如果我们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全球化的趋同或多元倾向，而是从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新空间结构去认识它，那就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不断突破人类活动传统疆域的过程，"全球化并不一定指同质化或融合。全球化只是指更多的联系和破除疆域。"〔注19〕。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疆域首先便是民族国家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后"现代理论排斥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取消对中国特定国家特征的讨论。国家和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某个疆域范围中的现代性，它同时制约着这个国家社会其它领域中的现代性特殊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涉及的不仅是增加联系和破除疆域，而且还是实质上由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在不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_社会学论文 第八篇

作者：应奇     ——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论证 

内容提要：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揭示了现代的基本观念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观成为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权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概括地说，是关于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于承认的需求的话语。在冷战结束后，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凸现出来。这些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语境截然不同的问题使得在以权利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和当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别及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法制国家内部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的表现。具体讨论可参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社群主义的重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和批判理论的主将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的。  ;

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观念遭到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姑且不论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批判“世界公义”(coopolitani)，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文化多元主义的重要精神资源。

虽然泰勒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被涵盖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吁求之中，从自由民族主义经承认的到宪法爱国主义的内在演进脉络仍然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论证发展的主线。

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和间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

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与间接》，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等等，在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主义、伊朗的神权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和间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

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

针对“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质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精妙阐述，他追随席勒对民族文化就像“压弯的细枝”这种观点所作的解释，把受伤的民族精神比喻为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病态性发展正是对文化的反动。

在回答“什么样的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制流血？”的问题时，柏林坦率地承认，文化自决而没有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尽管柏林相信，既有经济的统一又有文化的多样是可能的事，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能够有良好的体制，再加上一些好的运气，其归属的需要是能够同个人自由平安相处的。但在现实层面，许多民族的悲剧却在于，其体制和文化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不能使自由和归属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充分满足的国家民族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他国家民族保持适意程度的多样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终设想，但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样的体制中，自由主义能够同民族主义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顾兼容；他也没有讨论，在现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情形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诠释者约翰·格雷的话来说，柏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注：格雷，《柏林》P.103，昆仑出版社，1999。）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柏林传人的泰勒结合魁分离运动个案所提出的“承认的”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进一步努力。

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以法语居民为主的省，魁北克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语学校就读，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鉴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承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集体目标合法化。

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加拿大英语居民来说，一个支持某种集体目标的社会，对于宪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利条款是一个威胁。因为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为从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即使不至于践踏个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这样做也可能被认为是内在歧视性的。另一方面，对于魁北克来说，在魁北克保存和发展法语文化是件不证自明的好事，社会不能在以下两种人之间保持中立，一种人赞成保存我们祖先的文化，另一种人为追求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不惜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给予集体目标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同的自由社会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好生活的概念来组织社会，同时又并不因此而歧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

泰勒的“承认的”就是为了揭示这一当今重大问题的哲学价值，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把观念史方法运用到魁北克个案，泰勒深刻地阐发了平等的承认之中表现出的普遍主义(Politics of universali)和差异(politics ofdifference)两种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形态之间的内在紧张。前者是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而来的，这种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这项原则最近赢得的最大胜利是60年代的美国

论中东民族主义_社会学论文 第九篇

作者：陈德成  本文从现代化视野研究中东民族主义，主要是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作者认为：“六大主义”组成的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的现代化理论，在它的指导下土耳其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纳赛尔主义由埃及民族主义、伯民族主义和伯组成，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它是1971年之前的埃及生活的指导原则，对埃及现代化的影响十分巨大。

【 正 文 】

自从人类开始有了现代的追求以后，民族主义便与现代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民族主义包括传统民族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近代民族主义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它作为一种近代兴起的世界性思潮，是随着欧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在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以反对民族为内容的和以反对封建为内容的两种思潮。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如北美战争；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为目标而以反对封建为其思想旗帜，如17、18世纪英、法的革命。但无论那种思潮，其实质都是以建立民族国家并以此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目标。与原生民族主义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是后起的民族主义，即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近现代在中东流行的各种民族主义。

中东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作为一支相对的社会思想和实践运动，在20世纪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中东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是塑造中东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它的目标是争取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接受以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地域联系作为认同的基础，而不强调以宗教作为认同的纽带。在中东流行的各种民族主义中，本文将主要剖析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

一、凯末尔主义

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国内通常称阿塔图尔克主义，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耳其国家中孕育、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中逐步形成，并在一系列和社会改革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从时间上看，它的形成经过了从1919年到1937年这18年的历程。1931年4—5月，凯末尔提出了六条被称为有根本意义的原则，并据此制定了土耳其共和党党章、党徽。这六条原则是：共和、民族、世俗、平民、国家主义、革命主义。1937年2 月把六条原则归纳和升华为六大主义，并写进新宪法第二条，既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六大主义的前五项，是土耳其现代结构的理论基础，而国家主义则是土耳其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1.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的中心内容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制度的建设，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凯末尔的共和主义由以下要素组成：首先，政体的共和制。早在1907年，凯末尔就提出：“素丹的职位必须废除，国家的机构应由同等的成员组成。”（注：周青、晨凡、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思潮》，广东出版社1993年版，第670页。）十余年后， 他又向大国民议会提出关于成立的动议，要求不以素丹为首，不是素丹的派出机关，要从议会中选出来，实际上，他要建立的，是共和制国家的，不过当时他从策略上考虑，未使用共和国名称。（注：参见（土）卡密尔·苏《土耳其共和国史》（杨兆钧译），云南大学1978年版，第68－69页。）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在凯末尔指导下投票赞成宣布“土耳其国家的形式为共和国”。（注：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02页。）其次，的民族性。1921 年凯末尔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不是制，也不是，而是唯一能体现民族与民族意志的。第三，国家的性。他曾说，新土耳其国家是大众的国家或的国家。第四，权力来自自身。凯末尔认为新土耳其是采用权力直接来自本身的。第五，“建立在实力之上”（注：《土耳其共和国史》，第37页。）。凯末尔力主废除素丹制，提出“实力说”。他指出：“是通过实力、威力、甚至是通过获得的。”（注：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35页。 ）以上五点与传统的旧王朝体系根本不同，因为它要摧毁君主制度本身，并代之以共和制；与前相比，它较多地体现了民族的、的意志和利益；它不搞改良，而诉诸武装斗争和，即注重“实力”。

2.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内涵十分丰富。首先，它强调建立一个以在土耳其的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并主张忠于土耳其，而不是忠于宗教和王朝。1921年12月1日， 凯末尔声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建立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我们没有为大主义而效劳……我们没有为大都兰主义效劳……”（注：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2页。）其次，认为民族、 和自由是天赋的、合法合理的，是首要任务。凯末尔早在1919年5月16 日就指出“面对这种情况（按指国家即将被瓜分的危机）存在的唯一决策：那也只有基于维护国家，无条件地和建立一个新土耳其。”“土耳其人的本质与荣誉和能力是极其高尚和伟大的。这样一个民族，如果当俘虏，我国的子孙就要毁灭。因此，或是或是死亡！……”（注：《土耳其共和国史》第9页。）为了、自由、， 必然坚决反对的干涉、侵略和占领，并采取一切方式，直至武装斗争，用民族的鲜血，浇开民族自由、之花。第三，大力培养和提高土耳其民族意识。强调土耳其民族具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在世界古代文明中起过重要作用，做出重大贡献；倡导学习、研究和宣传土耳其的历史，并循着清除外来语和纯洁本族文字的道路进行土耳其文字改革，千方百计增强土耳其民族意识和创造力。他在1924年于杜姆卢波纳尔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民族的目标，我们民族的理想，是按世界的标准，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集体。”第四，承认民族自决权。首先，他极力争取土耳其民族的自由权，1919年7月9日，凯末尔对英国代表团团长罗林森说：我们“被迫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以武力反抗武力干涉，并一定要实现民族自决。”其次，他也支持奥斯曼帝国各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坚决放弃大主义、大都兰主义，而且他在1919年曾指出：“我们在叙利亚、、也门以及整个东方的兄弟们正在为维护其生存，为获得其在边界内的而斗争，在世界来说，这些部分的取得是多么高兴啊！”（注：以上引文分见《土耳其共和国史》第208、50页；《当代东方思潮》第675页。）1920年，凯末尔对其主张的民族主义的性质作出明确表示，他说：“我们的民族主义是我们尊重一切同我们合作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我们承认他们的民族要求，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主义肯定不是利己主义或骄傲自大的民族主义。”（注：? 兜贝秸嗡汲薄返?76页。）

3.平义 “平义”，也有人称其为“主义”、“民粹主义”。首先，强调。凯末尔强调指出：“我们最强大之处，是我们有安全上的后盾，我们的民族，感觉到国家的的重要，并且在实质上，已交给全国。会把我们的，加以掌握。这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了。”（注：《土耳其共和国史》第177页。 ）其次，平等。凯末尔否认土耳其有阶级存在，坚持所有的人都享有权利与权威，这一主张在1924年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第三，都要工作。凯末尔指出：“‘平义’是将社会秩序建立在工作和权利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学说。”（注：《当代东方思潮》第676页。 ）因此，所有人都要工作，凡是都要工作，也是平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4.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意指积极指导和参与经济活动。它是1929年提出的，其理论的支点是由国家干预经济。1937年2月5日，共和党对国家主义以3135号法形式公布，并作了解释：“在经济和制造业领域里，私人投资感到困难时，则以国家经营形式及更大力量来从事。即在允许私人资本经营的同时，凡关系到公共生活及国家的和更高的利益所及的行业，则由国家经营之。”（注：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 ）凯末尔的国家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相对应，“它是由土耳其自身需要所产生的制度，是土耳其所特有的制度。”凯末尔的“国家主义”，实际上具有因素的“国家资本主义”。

5.世俗主义 “世俗主义”主要强调宗教与分离、宗教与司法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宗教仅是私人信仰问题。早在1907年，凯末尔就提出“宗教事务应与国家事务分开”，反对宗教干预事务。1924年3月，他支持大国民议会的决定，废除哈里发制度和沙里亚法。 同年又将全部宗教学校停办。当然，凯末尔并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让宗教具有在一个现代西方民族国家那种作用。

6.革命主义 “革命主义”，也有人称为“改革主义”。强调捍卫革命原则，提倡改革，反对盲目保守、满足现状和听天由命，反对停滞和倒退，主张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抛弃东方过时的落后的社会文明。

以上六项原则或主义组成的凯末尔主义，是有机的统一体，缺一不可。共和主义是关于国家和的理论，是基础，是核心，是第一位的；民族主义主要

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_社会学论文 第十篇

作者：朱学勤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本土一个日益严峻的危机，是上下内外的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主流正在退守民族主义，以图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识。相比过去的空洞教义，能退守民族主义毕竟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有待充实的符号，它究竟应该充实以何种精神资源，方能促进而不是羁绊今日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民族发生学层面，甚至连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话语而民族存在仅仅是这一话语的建构产物，主客观孰先孰后，都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1）。

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将这样的认识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

应该承认，文化民族主义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这不仅因为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明清之际，终于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述；也不仅因为此后文化民族主义也出现过几次，但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没有超过这一年代；还因为中国古代思想藉这一理论发生了最具爆发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这场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们今日可以讨论的消极因素。

以顾、黄、王为代表的那一时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原创力的年代。在无外来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几乎穷尽了在各个方向上能够尝试的突破，诚如牟宗三所言，“断潢绝港，只差一篙”（2）。所谓“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时代西欧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哲学成就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论述为例：

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觉，则人维裂矣。（3）

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乃至“自陷于禽兽”（4）。壁立万仞，只争一线（5）。

这可能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文化民族主义最为彻底也最为极端的论述。孔子言：“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强调中原居民与周围民族文化位势的区别，事关“春秋大义”，即使管仲有违臣德，一士再仕二主，也可以迁就。但到王船山这里，以“三维”定“人极”，“夷夏之辨”不仅是不同民族之间文明程度的区别，甚至还是人与无机世界的区别。如此决绝的“夷夏之辨”对于王船山终身不仕老死岩穴，当然有积极的支撑意义，后人应该有悲情的理解。但这样的“春秋大义”，也潜伏下不能正视其它文化的自闭排外心理。

在这一方面，顾炎武的文化定位较为平稳。文化强调的重心，不是落在“夷夏之辨”，而是落在避免“亡天下”的社会崩溃。在顾炎武看来，汉族文化的沦丧比汉族的沦丧将具有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潜伏的文化优先，被顾炎武推向一个惊人突破：“保天下”第一，“保国”第二，甚至可以置后。文化优先在这里一路超升，直至超脱为臣为士者对王朝正朔的忠诚。顾炎武有言：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6）

这是十七世纪中国思想最可宝贵的突破。为维护这一突破的正面价值，现代知识分子大都能警惕并抵制对这一突破的歪曲。那一歪曲集中表现在二十世纪现代汉语里，经常被浓缩为与原意相反的句式：“国家兴亡シ蛴性稹！倍源吮３志醯比皇潜匾摹５诰踔拢偻谝徊闵钊胨伎颊咴蚪衔偌Ｊ韵耄杭词够指囱孜湓猓凑账爸Ｌ煜拢缓笾Ｆ涔闭庖宦呒矗辛街致呒蠊阂唬腋慕ㄋ嫱醭只厝糠牌巍叭馐痴吣敝保欢腋慕艽颖Ｌ煜碌奈幕贤凶远鱿帧Ｇ耙恢止谙叭馐痴吣敝保换崮背鲆桓鐾醭只兀豢赡苷跬颜庖宦只兀缓笠恢炙坪趵止郏腋慕ㄊ俏幕岢值淖匀缓蠊科涫狄餐哂邢煞郑档弥室伞?/P>

质疑的理由在于文化领域与领域各自具有相对性，一不是相互决定，二不能相互取代。民族国家的改建当然需要文化资源的支持，但至少不会从文化领域自动出现。相反，由于将认同的条件维系于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还可能出现令顾炎武意外的第三种逻辑后果：只要新朝廷“保国”安定以后，回过头来跟着你来“保”这个文化“天下”，你怎么办？新朝改变文化政策，对传统历史文化变为维护，从戮儒毁庙，一变为开科祭孔，此前因文化认同而建立起来的民族气节，很可能转过头去，随着对方认同这一边的文化，这一边也开始认同对方的新朝政统。这样一种始料不及的“历史意外”，还没有等到乾嘉小儒如过江之鲫，即以三大儒当代视之，在黄宗羲晚年的尴尬遭际中已经出现。

三大儒皆强调“夷夏之辨”，但以黄宗羲较为通达。《明史?历志》初稿撰成，黄宗羲曾批评说不该将徐光启依据西洋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的成就删略不提：“顾关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制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无愧。”（7）这样的通达态度在王船山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经过他增补，《明史?历志》增录了徐光启等人融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就。不过，经过黄宗羲亲自审正以及黄氏执笔的这部严肃史书，最后还是落入“中源西流论”的窠臼：“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故备论之。”从情绪意态上说，在黄宗羲这里看不到王船山那样对外来文化的极端排斥，但挖深一层看，他能在正统史书中登录当时所知的西方科学知识，只是“礼失而求于野”，并未摆脱中国文化的自我优越感。

顾、黄、王三大儒中，历史留给黄宗羲个人的生命时间最为长久，但也给他安排了一个比顾炎武、王夫之更为严酷的晚年。他终于活着看到了康乾盛世的开始，看到了这一新王朝在武力层面上“保国”之成功，还看到了这一王朝在精神层面上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文人士绅都放弃武力抵抗，认同新王朝的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历史强迫他看到的，还有更为残酷的第三层：康熙不仅认同了前朝的历史文化，甚至宽容他对这一文化政策转向的最初抵抗，从容等待他从岩穴隐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着的自信跟着他来“保”其文化“天下”了！这样的长寿，实际上是历史的残酷。历史之折磨，是把志士仁人的慷慨就义拉长为一场漫长的煎熬，犹如希腊雕像拉奥孔式的无声：父子俱为巨蟒所缠噬，从缠身到噬心，一步步伸向他的咽喉部位；为父者既要保护被噬的亲子，又要勉力抵开昂然逼上眼帘的蛇之首，人与蟒如此近距离对视，却又不能一朝解决，撼人心魄。黄宗羲的拉奥孔痛苦，也许能从他下列行为及其反复辩解中得窥一二：晚年不得不与新朝权贵交接，为儿子谋取文职进入史局，尤其是安排学生万斯同、万贞一等人下山入京参加《明史》修纂，为争得历史文化的编撰权，不惜在操守上打一个折扣，等等。

从留下的诗文看，顾、黄、王三大儒中，也确实以黄宗羲在坚守操守时付出的身心代价最为长久，所谓血火抗争，十死一生。即使如黄宗羲这样令人尊敬的岩穴之士，在康熙转变文化政策，开科祭孔后，他定位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不合作也终于有所松动，甚至不得不软化。七十七岁作《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出现这样的矛盾字句：“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既追述先烈为抗清从容就义，又称被抗击者为“今天子”；七十九岁作《周节妇传》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新统治者旌扬“纲常名教”，抗争者则进一步追加认同，从“今天子”而为“今圣天子”。我们当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苛责黄宗羲，说他此前五十四岁作《明夷待访录》，即埋下变节伏笔：“黄太冲以《明夷待访录》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8）但是，黄宗羲暮年留下的一些“颂圣之词”，确是不刊事实，从当时的吕留良攻击他为“蛟龙变蝌蚪”，到近代的章太炎苛责之词，以至最近一次的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1986年10月，宁波），都不断有人提及（9）。

我很难同意今人继续沿袭从吕留良、章太炎那里沿袭下来的单一而峻急的道德标准，也不赞成今人以同一理路反过来为黄宗羲的气节做曲意回护。道德苛求或曲意回护，都预设有一个很成问题的前提，将历史道德化，以高调逼人，甚至是以理杀人。这里说的“以理杀人”，当然是从戴震所言的伦理冲突而来，但又不限于此，是应指向一个更深层面：文化价值与历史环境的紧张。后一层面比较隐秘，却更为长久，又时常为人所忽略。而道德苛评之逼窄，要么是牵引人远离这一层面，要么是在这一层面火上浇油。人们通常只注意历史的狂涛巨澜，很难看到惊涛裂岸之后，退潮时分步步收汁烤干，而留在这一空间里的人，几乎是在忍受蟒身蛇舌的冷火舔噬。所谓拉奥孔的痛苦，不仅具有美学价值，其刺探历史幽暗的深度，也超过通常的历史作品，同样摄人心魄。三大儒中，唯黄氏犹如拉奥孔，生活在退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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