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荒谬”反击荒谬

人生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所以，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就必须坚守下去，并不是不愿迂回，而是没有退路可走。这是加缪荒谬论中的一个有名的论点。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叙述，从莫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只是莫尔索内心的自发意识，因而从读者的视角看，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之间似乎没有很强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因为别人的动作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确实的存在只有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

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莫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固有的逻辑，利用莫尔索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被莫尔索构造成一种他本人都认不出来的形象，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审讯不调查杀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这种局外人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邻居殷切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他却说：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

最后是死亡，他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法庭上的审判声中，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尽管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

莫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好像难以理解，但事实上，他才是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但至死幸福。加缪说，莫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他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他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漠不关心，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他热爱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着自己现实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

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做戏而哭天抢地，昭告世人：我很伤心，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子标准，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

本书写于二战期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人们对社会充满迷惘，精神没有归宿。莫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们孤独、痛苦、冷漠，但又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如此凌迫，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以冷漠来反抗生活，却最终未能逃脱在命运面前的惨败，悲剧是注定的，但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谬的英雄。

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被审判，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莫尔索。

以荒谬反击荒谬，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的思想，当然也是作者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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