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路上

9月30号晚上在杨小婷那里歇过，1号早晨早早的来到车站，一辆开往博斯坦的客车正准备出站，迎上去问，答说是第二辆，已经坐满了。

“今天还有车吗？”

他摇摇头，摇上车窗，开出站去。我回头宣告我们来迟了一步。杨小婷摆摆手，指着身边一位女乘务员：“不是，她说还有。”乘务员点点头，指了指售票大厅：“去那里买。”我们慌忙跑进大厅，看墙上的发车时间表，却只看见一个博斯塘，写明下午1点钟发车。好容易排到我们，一句话就被打发了：“没有了，今天都没有了”，大家一阵沉默，波拉提高叫一声：“走，我们自己去站里看，这里跟乌鲁木齐不一样，先上车再买票，人满了就走，咱们去看看还有没有车，有车就上。”

站内站着好多学生，一辆去恰哈的车已经坐满，临发车又从车内抛出好几个女生，上前一问也是去波斯坦的，大家顿时有了希望。

“今天学生放假，这么多人没走，肯定有加车。”

我们拒绝了两辆揽生意的出租车，站着吃谢佳慧带的石榴，聊别来无恙。秦帮兴来电话：“其实博斯坦根本算不上昆仑山，从博斯坦到昆仑山还有一百多里路，到了博斯坦你们还得自己雇车赶路，不然只能爬爬周围的小土包而已，我们是不去了，你们去吧！”

挂了电话，我拍着波拉提的肩膀：“波拉提，博斯坦去昆仑山还有一百多里路吗？”

波拉提眨眨眼睛：“我不知道啊！”

今天走不走的成还不知道，天色又阴，过了二十分钟有人嚷叫：“如果走这么远，只是去爬土包，太不值得了！”

“其实我是想让大家去郎如的，我和波拉提去过，那里有个水库漂亮极了，那里也是昆仑山山脉，是不是波拉提？”

波拉提点点头。

程景楠叫起来：“我的老天爷，刚从和田赶到策勒，这么快就要回去吗？”

李斌说：“算了算了，已经到这里了，就去博斯坦吧！”

谢佳慧用她丰富的想象力展望着：“那咱们先去博斯坦，博斯坦是朱坤红还是刘志？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就买点菜在那里吃午饭，给刘志改善改善生活，晚上咱们不在那儿住，到山上搭帐篷，在帐篷里挤一晚上，我带着手电呢，大家可以打打扑克，哇！真是太美好啦！”她一拍手：“就这么决定了！快给刘志打电话告诉他我们要去，刘志知不知道我们要去看他？波拉提。”

波拉提打个哈哈：“应该知道吧！我只跟朱坤红打过电话，朱坤红应该跟他说了吧！”

我说我给他打个电话，杨小婷问刘志的电话通着呢？一直打不通。我说我给他们点的一个人打，上次他用这个号打给我的。

打电话过去，对方说刘志不在宿舍，回来之后再告诉他。吴亚楠笑说刘志一听这么多人要来可能要吓疯了，我说直接就跑山里去了，你们爱咋咋地吧！大家笑。杨小婷说起中秋节聚会打电话通知刘志，电话那头只听刘志大叫：“哎哎，你们不许赖啊！上一把我明明赢了，你该欠我四块。班长班长！你等下啊，这面儿正忙着呢，待会儿我给你打过去……”接下去就没声儿了。谁说刘志现在猛地很，听说有一天晚上炸金花赢了四十多块，大家听了，一片哗然，就在一个月前刘志还跟杰华晓森一毛一毛斗个不亦乐乎呢！

闲聊一会儿，手机响了，刘志战战兢兢的问：“老曹，你要到我这儿来吗？”

“我们六个。”

刘志咳了咳：“哪六个？”

“波拉提，谢佳慧，李斌，程景楠，吴亚楠，我。”

刘志叹道：“哎呀！你们没事，来这儿干吗呢？”

我笑：“看看你嘛！”

刘志发作道：“看什么看嘛！”然后痛下决心：“好！快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好，就这样，挂了啊，再见。”

一辆汽车从我们身旁滑过：“博斯坦！博斯坦！”

车子在墙边树前停下，司机下车：“班车已经没有了，我这是加车。”

“车票多少钱？”

“20。”

我说大家快上车。司机打开行李箱，我说我们的行李可以放车上，司机说可以。等我们占了座下车，谢佳慧问司机：“师傅，去博斯坦多少钱？”司机狡狯的笑：“二十五，加的车。”然后就朝车站大厅去了。去博斯坦的孩子们，沿路很远的几个乡的孩子们也涌了过来，挤上车放下行李，隔着窗子好奇的看我们，谢佳慧活跃气氛：“孩子们，我们说好了就给他20，好吗？”女孩子们兴奋地点头，“剩下来的钱你们可以留着买棒棒糖吃，好不好？”孩子们一起笑了。

在车上坐不几分钟，收了钱，买了票，车就开了，我跟身边的一个维吾尔小姑娘聊了起来：“你们十一放假回家吗？”

“是的。”

“放几天假？”

“三天”

“只三天？你们是几年级的学生？”

“高三的”

“双语班吗？”

“不是，普通班的。”姑娘指了指后座两个女生，“她们是双语班的。”女孩子们礼貌的向我点点头。

“你汉语讲得很好。”

“是吗？”她眼睛一亮。

“是的。”

她满脸堆欢。

“博斯坦有山吗？”

“山？有！有！”

“是昆仑山吗？”

“昆仑山？”她皱了皱眉：“没有。”

“那就是只有一些……呃，土山，土山吗？”

“土山？你说的是土丘吗？那不是山。”

“哦！那就是说你们那儿有石头山是吧！”

她欢快的点头：“是的，是的！”

我大声告诉大家：“博斯坦有山，有山！”

“博斯坦有狼吗？”

“狼嘛！”她笑了笑：“没有。”

我笑了笑，说我是支教老师，我们办公室有个叫美合日妮萨的女老师，家在策勒，她们每年夏天都到博斯坦度假，“博斯坦是不是特别漂亮？”

姑娘一脸自豪：“特别漂亮，博斯坦的汉语意思是鲜花盛开之地的意思，那里的草原很美，羊都是一只一只排着队走，是的！排队。”

“你们家养羊吗？”

“养的，我们家也种地，也养羊，还有马。”

“也养马吗？”

“是的。”

“波拉提！”我叫道：“她们家也养马的。”

“他是哈萨克族小伙子，阿勒泰的，家里养了很多马，波拉提，你们家有多少只马？”

“二十多头。你们家呢？我们到博斯坦可以骑马吗？”

小姑娘说：“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现在不能，马在山上呢。”

“你爸爸在山上放牧吗？”

“没有。”

“那你哥哥在？”

“没有。”

“那谁在？”

“没有人，就放在山上，过一段时间去牵回来就行了。”

看了一会儿窗外的风景，我想起我的那些女学生不确定的命运：“你要上大学吗？”

“要上的，我要考医科大学。”

“医科大学吗？你要当医生吗？”

“因为，博斯坦的医生很不好，所以我想当医生。”

“噢！”我心一动：“那毕业以后要回博斯坦吗？”

姑娘一愣，好像我问了一个多么奇怪的问题呀！“当然啦！我非常高兴我的家乡。”

“不留在城市吗？不留在乌鲁木齐吗？”

“不。”

我拿眼看李斌。上一届支教老师汇报演出，有一位女生说她尽量帮助孩子们，教她们汉语，给她们讲外面的世界；她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李斌觉得她很虚伪，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是你想奉献，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要是你热爱孩子们，五十六个民族的哪一个孩子都是中国的孩子，外面的世界！不要拿外面的世界装饰你的窗子，为什么你认为这些孩子们渴望的就是外面的世界，你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你热爱这个世界吗？如果你想奉献，那就去做吧！如果不，那就闭嘴吧！这个世界已经够喧闹了。

当时我受不了这篇文章的口气，简直像是人类的导师在教训愚昧的众生。跟他谈起对文章的看法，他直截了当的说：“你愿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南疆的农村？那就行了，不用再说了！”我说你对每个人的要求已经达到抽象的的水准了。

“像这样，半年换一批老师，刚习惯一个老师，就换了一个新的，你说有什么用，如果你是这些孩子，你会怎么想？”

我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支教老师，内地的高校也有学生来，他们每年都会有大学生老师，影响肯定有，但是不会像你所说的是决定性的。

这个分歧我们始终搞不拢，因为他有两个坚定的信念：

1、人性都是自私的。

2、大学生应该到农村去。

为什么我们问到每一个孩子的理想，他们都会说教师、科学家、警察、医生，为什就没

有一个孩子想去做农民，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农民能跟大学教授不卑不亢的谈话，那时候中国才算有了希望。

其实我是非常赞同这两点的，但是把这两点捆绑到一起，不正是一束矛盾吗？我个人就是一束矛盾，我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他对于“外面的世界”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这是“外面的世界”强加给一种不同于“外来文化”的“土著文化”的强盗逻辑，“土著文化”自有其幸福家园，自有其不渝信仰，不用你来聒噪；自生自灭是宇宙给予每一种生态文化的权利，给这些孩子们灌输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套东西，就是在逆天行事。

对于这一点，我总觉得不对，但是李斌往往把一个实际问题放到他无限拔高的抽象思想体系里阐释，你如果要击垮他，只能用具体的例子就事论事，而那时候，我还没有由实践得来的具体例子。

到了南疆之后，我渐渐明白了该怎么回答他，在杨小婷厨房的帐篷里，我告诉他：这不是外面的世界和山里世界的问题，这不是两种文化谁吞并谁的问题。孩子们渴望的并不是外面的世界，他们渴望的只是知识；他们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了解城市文明，不是要逃离什么，而只是对知识的渴望，而知识本身是没有文化偏见的。你可以问问孩子们，他们上大学是不是为了进入外面的世界，他们是要回去的，他们热爱他们的那片土地，热爱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我们支教老师不是“外来文化”的传教士，我们带给他们的只是知识，他们渴望的也只是知识，——当然，如果你懂维语，你们还可以得到彼此都渴望的一份伟大的友谊；这根本不是文化侵略，丝路上传输的只有知识，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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